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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第1页第2页 世界已经走过了只有一个撒切尔夫人的时代，政治的“她世纪”正悄然到来——左：德国总理默克尔 右：法国总统候选人罗雅尔 当西方世界的女人们还在通向权力顶峰的道路上跋涉，在绝对男权社会…
视线：“她世纪”正悄然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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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已经走过了只有一个撒切尔夫人的时代，政治的“她世纪”正悄然到来——
左：德国总理默克尔 右：法国总统候选人罗雅尔 当西方世界的女人们还在通向权力顶峰的道路上跋涉，在绝对男权社会的南亚国家，女人却先后成为男人效忠的对象。1960年，南亚岛国斯里兰卡出现了历史上第一位民选女总理：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此后40年时间里，亚洲成为最盛产女政治家的地方。印度“女皇”英迪拉·甘地是60年代世界最有权势的女人；科拉松·阿基诺是从家庭中走出的反独裁象征；贝娜齐尔·布托以35岁的年纪成为伊斯兰世界第一位女首脑。 可惜的是，相对弱小的国家和家族政治的阴影，使人们低估了这些亚洲女政客的能力。上个世纪关于女性政要的大部分记忆，属于一个优雅而强硬的英国女人——玛格丽特·撒切尔。 直到安格拉·默克尔在德国获得胜利，乃至诸多柔美的名字纷纷在各国政坛上为人所称道，世人才仿佛发现，时间已经走过了言必称撒切尔夫人的时代。政治的“她世纪”正悄然到来。 女人的奋斗 现在，欧美大国中惟一由女性执掌的是德国。但默克尔的指标意义不仅限于此。她来自毫无政治背景的牧师家庭，而且是“来自东边”的少数群体。 默克尔的人生，是与从分裂到统一的德国变迁交织在一起的。她在东德长大，青年时期在莱比锡大学学习物理学。1989年柏林墙倒塌时，她投身政治成为政治家。 默克尔一路平步青云。35岁就担任“民主觉醒”党的新闻发言人，36岁任部长，44岁成为基民盟总书记，45岁任党主席，48岁成为基民盟和基社盟联邦议会党团主席，51岁被推举为总理。 默克尔从不讳言对权力的渴望：“权力是实现愿望的工具。如果我想做事，我就必须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得到多数人合法授予的权力。我反对那些假装不喜欢权力的人。权力的反义词是无权，即软弱无能。” “默克尔的发展道路完全是由她的性格所决定的，她那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毅力、对掌握权力的渴望、驾驭变局的能力以及敢于承担风险的责任感决定了她今天的发展。”《默克尔传》的作者胡戈·米勒-福格说。 正因为如此，在被德国媒体贬为“冷漠的天使”“善于迷惑伪装的大师”之后，默克尔仍然能够不动声色。 相对于默克尔的个人奋斗，一个种族隔离制度下成长起来的黑人女孩在美国社会的崛起故事，更具有传奇色彩。 虽然康多莉扎·赖斯只是美国第二位女国务卿，但她前所未有地同时控制着美国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华盛顿的政治观察家甚至把她称作“隐秘的女总统”。 伯明翰，赖斯的家乡，20世纪70年代作为种族隔离最严厉的地方而臭名昭著。童年的赖斯不仅被所谓《黑人行为法》侮辱过，而且每天都必须面对爆炸的恐怖。赖斯的父亲是牧师，母亲是音乐教师。虽然母亲希望女儿成为钢琴家并把她取名为“康多莉扎”，意思是“甜蜜的弹奏”，但父亲的叮嘱显然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即使你可能在餐馆里连一个汉堡包都买不到，但你仍然能当上美国总统。” 15岁的时候，赖斯就被丹佛大学录取了，同时还在圣玛丽音乐学院学习钢琴。她一周学习7天，一天学习12～14个小时，只是为了能比同学们做得更好。 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参加了捷克外交家约瑟夫·科贝尔教授的讨论课。“我突然有一种奇妙的感觉。这堂课让我有一种想要知道更多关于苏联政治的冲动，就像一见钟情一样。这个领域的工作待遇绝对比当一个弹钢琴的要好得多。”赖斯说。 科贝尔激发了赖斯对政治的渴望，科贝尔的女儿奥尔布赖特(美国第一位女国务卿)则带给赖斯当政治家的梦想。 26岁时，赖斯获得了国际关系博士学位，并被斯坦福大学聘为助理教授。1987年赖斯迈出了从理论教学转向实用政治的第一步。老布什雇用赖斯就职行政部门，负责东欧和苏联事务，并让她出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 克林顿的成功一度让赖斯离开政坛，她又回到了斯坦福大学教书。在校园里蛰伏八年后，她毅然放弃了教务长的职务，来到了小布什的身边，从此再也没有离开。 赖斯是一个特别的国务卿，只有总统比她更有权，但总统要听从她的建议。 “因为赖斯有过那样一段人生经历，所以对安全和权力的追求成了她生活中的主旋律。”心理学家埃克哈特·纽曼说。 赖斯一再否认将竞选下任总统，但大多数美国人并不相信。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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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省略的姓氏 即便是在号称最民主的美国，裙带关系一直是政治的一部分。《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政坛至少有15名参议员、几十名众议员和多名白宫高级官员是通过“裙带关系”，或走后门或依靠门户影响力晋升的。 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就是妻凭夫贵的最好例子。 希拉里·罗德姆原本是一个有些激进的女权主义者。1975年，她嫁给了打算从政的克林顿。希拉里·罗德姆保留了她自己的姓氏。“我继续使用自己的姓并感觉良好。无论是教书、打官司、出书或是演讲，我都用希拉里·罗德姆这个名字。” 1980年，克林顿首次连任州长的努力失败后，希拉里·罗德姆意识到，丈夫的政治生涯比保有娘家的姓更重要。1982年，克林顿宣布再次参加州长竞选的同一天，希拉里·罗德姆随了夫姓，成为了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从此以后，这位顽强的女权主义者转向寻找个人奋斗与家庭生活间的契合点。 克林顿入主白宫8年，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也以美国第一夫人的姿态登上了世界政治舞台。当克林顿的第二个任期刚过一半，她就开始考虑竞选纽约州参议员。为了自己的仕途，她在丈夫卸任前就从白宫搬到了纽约新居。 在为丈夫打了几十年的政治战争之后，她终于开始追逐真正属于“希拉里”的梦想。 如今，她已经转变为民主党内最具名望和能量的准总统候选人，也是布什和其他共和党人眼中难以对付的“强大敌手”。 支持者们干脆甩掉了她的姓氏，直接称呼她为“参议员希拉里”。在不久前的中期选举中，希拉里以67%的得票率连任参议员。 此前媒体总是认为，希拉里缺乏亲和力，特别是大多数男性对她没有好感。但最新的民意调查却颠覆了这种判断。54%的美国人对希拉里有好感。其中，68%的人给她的领导才能打了高分，65%的人赞赏她强烈的家庭观念，58%的人认为希拉里开朗友好。 民主党政治战略家唐娜·布拉希尔曾经担心，在克林顿庞大的影响力下，希拉里永远不可能摆脱丈夫的影子。但美国选民却已经习惯，用独立的眼光看待这位女政治家。 相比之下，法兰西美女塞戈莱纳·罗雅尔则要幸运得多。她同样利用了伴侣的影响力，却不必为姓氏和家庭责任而烦恼。 虽然罗雅尔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从政，曾担任过环境部长以及负责教育事务、家庭事务的部长级代表，但相对于其他总统候选人而言，她仍然是个新人。 她的伴侣，弗朗索瓦·霍兰德是法国政坛的重量级人物。1981年，密特朗当选总统，霍兰德成为总统府顾问。他虽然从未在法国政府任职，但多年来一直担任社会党的党魁。据说霍兰德本人去年11月就开始在暗中准备，打算以党内元老身份代表社会党参加下届总统大选。 罗雅尔和霍兰德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夫唱妇随。他们一直没有结婚，而是依靠法国常见的“同居协议”维系彼此之间的关系。“同居协议”是法国在1999年11月通过的一项特殊法律。这项法律的出台，最初是为了给没有结婚权利的同性恋者的共同生活提供一种法律保障，后来被很多不想结婚而又希望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同居生活的人广泛接受。根据这项法律，一旦其中一方在同居期间不幸去世，另一方享有对其财产的继承权，这在普通的自由同居中是不存在的。 “我们毕竟不是夫妻。如果我获得提名，我将做好准备。”罗雅尔说。 在见识了罗雅尔的高支持率后，霍兰德放弃了原先竞选总统的计划，公开宣布支持爱侣的事业。 11月16日，社会党举行总统候选人提名投票，罗雅尔轻松击败了党内两名政治经验丰富的对手，如愿获得了2007年总统大选的入场券。 家族的荣誉 毋庸讳言，借助家族势力仍然是许多女性从政的途径。当斯里兰卡的班达拉奈克—库马拉通加家族迎来了谢幕演出，阿罗约政府已经处于风雨飘摇的时候，还有一位亚洲女性正在为家族荣誉而战。 朴槿惠，韩国独裁者、前总统朴正熙的长女。1974年，朴槿惠的母亲遇刺身亡，母亲死后，朴槿惠逐渐扮演起“第一夫人”的角色。5年后，朴正熙死在他的部下、国家情报机关首长的枪下。 之后的20年，朴槿惠一直在教育机构任职，但时间没有磨掉她对政治的兴趣。1998年，朴槿惠以“为完成父亲未完成的事业尽一点力”的口号，以压倒性的优势当选为国会议员。 “朴正熙女儿”的光环，让朴槿惠继承了无人能及的政治遗产，但也让她时常卷入父亲功过的争议。 今年3月，在朴槿惠迎来她担任大国家党领导人一周年纪念时，朴正熙遗留下来的负面影响使她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朴正熙时代的几名前大国家党成员强烈要求朴槿惠下台。 一名议员说：“我们生活在民主社会，我们不会反对她未来成长为一名成熟的政治家，但是我们坚决反对她对过去抱着怀旧病。” 面对质疑，朴槿惠态度柔和但意志坚定。她固执地坚持佩戴母亲遗留的首饰，继承母亲的发型和衣着品位。 一次袭击事件让她因祸得福。5月20日，她在韩国地方选举前的一次竞选活动中被一名男子用小刀割伤脸部。遇袭事件不仅没有影响大国家党的候选人，反而使党内空前团结，朴槿惠个人名望大幅提高。此后，民意便呈现出一边倒的势头。大国家党获得了韩国地方选举史上的空前大胜。 10月2日，朴槿惠正式宣布，自己将参加2007年12月的总统选举。她也是第一个公开表示要角逐总统宝座的候选人。“东南亚的一些国家都出现了女总理、女总统，韩国为什么不行？” 韩国的另一名杰出女性韩明淑出任韩国首位女总理，似乎也说明，男权主义根深蒂固的韩国已经做好了迎接一位女性首脑的准备。 “虽然由我本人来说这样的话非常不好意思，但是我认为这是打开我国政治历史新篇章的事情。对广大妇女来说，首任女总理意味着希望。” 韩明淑说。 选民对女人宽容 作为女性从政的偶像人物，玛格丽特·撒切尔说过这样的话：“我没有注意到我是个女人，我只当自己是个首相。”她执政风格之强硬，比有些男人还有过之无不及。 在撒切尔未被称为“铁娘子”之前，以色列第四任总理果尔达·梅厄女士就被赋予了这个称号，以色列第一位总理大卫·本-古理安甚至称她是“内阁中的惟一男士”。 对上个世纪的女政治家而言，性别是一种弱势。正因为此，她们有意无意地同那些大众心目中的“女人味”拉开距离，向“男子汉大丈夫”靠拢，甚至有时对女权主义嗤之以鼻。她们走上权力顶峰后，并没有真正给女性带来更多利益。 如果改变从属地位必须以放弃女性特征为代价，那么成功的意义又在哪里呢?无怪乎李敖语称，女人最大的悲哀就是去搞政治。 然而，当一批姿态各异的女性领导人同时出现的时候，悲观主义者突然发现，政治和选民变得宽容了。选民苛求男性元首的形象中正、家庭完满等标准，在女人这里都放宽了界限。于是女元首中不乏挑战人们传统观念的“先锋”。 或许，正如社会心理学的解释，许多进步的取得在于使某种风气或现象为人们所习惯和接受。 “谁说要进入今日的政坛，一定要悲情，长得丑又呆板？”罗雅尔在接受美国《时代》周刊访问时这样说。 视线：“女性参政潮”震荡美国 21世纪将成“她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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